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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制造美国衰退”叙事靠谱吗?——五个角度的客观数据观察
    

    

    

    


    

    

近期海外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讨论“特朗普要制造美国衰退”,如,前雷曼兄弟交易员,Bear Traps Report 创始人Larry McDonald称:“他们(指特朗普团队)需要一场经济衰退,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利率并延长债务期限。”[1]

——如果大选后任职总统的党派发生变化,那么新总统或可在任期前段“压制”经济、任期后段“抬升”经济,把前段经济表现差归咎于对面政党留下烂摊子,后段经济表现好归功于自身政党努力扫清障碍,为下一次大选本党总统连任做准备。

我们提出以下5个观察角度。特别强调,本文仅梳理客观数据情况,由于样本量有限,数据呈现出的规律可能是有偏的,需要谨慎参考。


    

    

    


    

    

(一)样本区间

全样本包括1790年以来美国58次大选情况(2024年大选因为缺乏新总统上台后的经济数据,暂不考虑)。考虑到过早的数据可能和当下经济政治演变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下文分析中我们会同时观察 短样本( 1930年-2024年和全样本( 1790年-2024年)

(二)五角度数据观察

1、角度一:统计差异显著吗?

检验原假设:总统党派切换后,经济增速t+1<经济增速t且经济增速t+2>经济增速t+1。(注:t表示大选年)。

从数据来看,1790年以来58次选举中,有25次发生了总统党派切换,其中同时满足经济增速t+1<经济增速t且经济增速t+2>经济增速t+1仅有10次,占比40%;短样本(1930-2024年)的11次选举中,同时满足条件的仅有5次,占比50%,。


    

    虽然从较为严谨的统计检验角度无法论证政党切换后经济增速“先抑后扬”模式的成立,但我们还可以观察表观数据模式是不是倾向于一定规律,详见下文四个角度:

2、角度二:党派切换与否经济增速均值差异

即,从数据模式观察,大选后四年(总统一个完整任期)美国GDP增速是否呈现前低后高。

对比总统党派切换与否两种情形下,大选年及其后四年(一整个总统任期)经济增速均值的差异。

;背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正是因为大选当年经济不差,党派才相对易取得连任;也正是因为大选当年经济表现疲弱,总统原属党派才相对难继续入主白宫。这也符合Fair, R. C. (1978)的研究结果[2]。

3、角度三:不同党派切换方向有区别吗?

,由共和党总统切换向民主党总统与由民主党总统切换成共和党总统,经济增速模式表现是否存在差异?

观察总统党派有所切换的情形,进一步对比党派切换两种方向情形下,大选年及其后四年经济增速均值差异。

全样本统计1854年现代共和党形成以后-2020年的党派切换情况,总计18次党派切换,其中有9次是民主党切换向共和党,9次是共和党切换向民主党。短样本统计1930年-2020年的党派切换情况,共计11次切换,其中有5次是民主党切换向共和党,6次是共和党切换向民主党。

:,。计算大选后第二-第三年(t+2~t+3)经济增速均值与大选后第一年(t+1年)增速差,民主党切换向共和党情形下,该差值为3个百分点,而共和党切换向民主党情形下,该差值为2.4个百分点。

短样本来看民主党切换向共和党总统以后,大选后第二年经济增速出现了低点,背后主要是受到两期数据的影响——1952年(朝鲜战争)、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后衰退); 而共和党切换向民主党总统后,经济增速整体呈现震荡走高态势
4、角度四:党派切换后是否连任有区别吗?

反向论证所谓“先压低再抬升”经济增速的模式能否有利于政党连任。考虑到我们认为政党更迭后“有意”先压低经济再做高经济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确保自身政党连任,我们区分党派切换后新政党是否取得连任两种模式,观察经济增速表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在大选年(t)党派切换、新政党上台情形下,进一步观察下一个大选年(t+4)该政党是否连任,按照连任与否比较经济增速均值。同时进一步区分共和党/民主党,并比较不同情形GDP增速均值。

1860年-2020年共发生18次党派切换(见图9),其中上台政党在其后一个大选年仍然胜利取得连任的有12次(共和党7次,民主党5次),而上台政党未能取得连任的有6次(共和党2次,民主党4次)。

换言之,选民感受的可能不是增速差,而是当年的增速本身。

首先可以发现, 政党切换后上台的政党取得连任的概率相对更高( 12/18)其次,上台政党能否连任,关键区别在于大选后第四年(t+4)、也是下一个大选年经济增速是否大幅回落,未能取得连任的情形即发生了t+4年经济增速的大幅回落(图7)。 再次,区别政党来看,政党切换后,共和党取得连任的情形发生次数(7/9)高于民主党(5/9)。 最后似乎对于共和党而言,任期最后一年( t+4)经济即使略微回落,也能取得连任,而民主党任期最后一年(t+4)经济若回落,则难以取得连任。仅从数据表观模式上来说,这可能与前两年(t+1~t+2年)共和党任职情形下经济增速平均水平高于民主党任职情形有关。
5、角度五:财政支出增速是否有明显差异?

更换变量,考虑到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政党的意图,而GDP增速只是多因素干预下的最终结果,用非国防类自由裁量财政支出(即美国财政支出中非法定义务的部分,剔除掉国防支出)增速可能更加合适。

将前文GDP增速替换成非国防类自由裁量支出增速,对比党派切换与否两种情形、以及党派切换情形下两种切换方向非国防类自由裁量支出增速均值的差异。

:使用的非国防类自由裁量支出数据始于1963年。1963年-2020年,美国共发生15次大选,其中党派切换发生8次(民主党切换向共和党4次,共和党切换向民主党4次),无党派切换7次。

;,(图10)

;而共和党切换向民主党模式下,非国防类自由财政支出增速(剔除2008年)的表现则相对较为平稳(图11)。

(三)风险因素

。例如,经济增速可能受到:。经济增速的变化可能受外部冲击影响,与政党“主观政治意愿”关系不大。比如2020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行背后是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增速的变化也可能与本身经济周期运行位置有关。比如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影响之深远,会直接左右未来四年经济增速的表现(2009年GDP增速降至-2.6%,2010年大幅回升至2.7%)。

比如,特朗普上台优先落实仅靠总统行政令就能推进的政策(关税、DOGE),而这些政策都是相对不利于增长的;利于增长的政策,如减税等,需要过国会,实际落地本身就慢。

。1790年-2020年美国总共只有58次大选,而现代政党体系稳定以后(1860年以来)只有41次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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